与辛劳的农地耕种和生产制造相比，游牧生活看上去要懒散得多。鞑靼族群里地位最尊贵的牧人，只把牛的管理这些家务事委付给俘虏，至于自己的生活则很少需要奴隶服侍或细心照顾，打发闲暇的时光不在于享受乐趣和满足嗜好，而是花在更为暴力和血腥的狩猎上。鞑靼地区的平原放牧强壮而耐久力极强的纯种马，很容易加以训练用于战争和出猎。每个时代的西徐亚人都被称誉为勇敢而精练的骑士，他们在马背上稳如泰山，这是长年累月不断骑乘的结果。就外乡人看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马匹息息相关，吃喝睡眠都可不离马鞍。他们在马上使用长矛，认为技术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武器。要拉开鞑靼人的长弓需要有极其强大的臂力，沉重的箭矢可达成百步穿杨的效果，穿透力很强，难以抵挡。他们用弓箭射杀荒原中无害的动物，只要失去天敌，像野兔、野羊、麝獐、水鹿、麋鹿和羚羊之类的动物，很快就会大量繁殖。骑士和马匹的活力和耐性，能够不断从事辛劳的追猎活动，丰富的猎物可以供应生活所需，也可成为鞑靼人营地的奢侈品。

西徐亚猎人的成就不在残杀胆怯而无害的野兽，他们要勇敢地面对愤怒的野猪、刺激动作迟缓的黑熊转过身来攻击追逐的猎人，也要逗引藏身在丛林里的老虎，让它凶狠地冲出来。只有危险才能带来荣誉，他们可以在美丽的原野上狩猎，尽情展现勇武的精神，正好用来进行战争的预演，使之成为最好的训练场所。鞑靼的王侯感到骄傲和愉悦的活动，莫过于狩猎竞赛，对人数众多的骑兵部队构成最富教育意义的演习。把围猎的队伍拉开来，形成范围扩大到很多英里的圈子，将广大地区的猎物围在里面。然后部队从外圈向着中心点前进，在紧密的包围下，捕获的猎物被猎人用标枪任意射杀。出猎的行军经常会连续很多天，骑兵部队非得爬过山岭、游过河流，迅速穿过山谷，才能在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不违反预先规定的命令和序列；鞑靼人将眼光投向遥远的目标，加快脚步尽快赶到，养成剑及履及的良好习惯；保持适当的间隔，按照左右两边部队的运动状况，调整自己的步速不至超前或落后；注意接收以及传送首领所发出的信号。他们的首领在这个演习场中，能够磨炼战争艺术最重要的课程，对于地形、距离和时机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判断。只要将所学交替运用，同样的耐性、精力、技巧和纪律，在实战中可以拿来对付世仇大敌，狩猎的消遣活动为征服一个帝国拉开序幕。（珀蒂·克鲁瓦描绘出蒙古人出猎的伟大场面；耶稣会教士张诚和南怀仁曾随驾参加康熙皇帝的木兰秋狝；等到乾隆即位，结合满蒙的武功和中国的文治，这位诗人也是猎者，用诗句表达出欢悦之情。）

古老日耳曼人的政治社会，外表看来像是独立无羁的武士自愿组成的联盟。西徐亚人的部落，现在的称呼是“旗”，也因此而闻名于世，采用的形式像是人口众多而日益兴旺的家族。在后续的世代中，家族因同一血统家系，能够繁衍绵延，生生不息。就是最卑贱和最无知的鞑靼人，也把家谱当作无价之宝，很骄傲地予以长久保存。不论两个人的阶级差别有多大，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个人的财富差距造成的社会贡献不同而形成，双方之间都会相互尊重，因为都是部落创始者的后裔。根据现在仍在流传的习惯，部落会收养最勇敢和最忠诚的俘虏，或许这能解释可能存在的疑虑，那就是广义上的血缘关系，绝非只遵从法律的规范。但这种有用的偏见会产生真实的效果，因时间和舆论而获得认可。

傲慢的蛮族对血缘上的首领表达乐意和自愿的服从，他们的酋长或称为穆萨，代表着他们的父辈，在平时执行法官的职责，战时享有领袖的权威。在游牧世界最早期的环境里，每位穆萨（要是我们能够使用这个现代的称呼）执行自己的职责，相当于大家族中独立自主的酋长。他们特有的领土是通过强大的力量或是彼此的认同而逐渐确定的，但是各种因素的不断运作，有助于联合到处漂泊的“旗”成为民族团体，并接受最高首领的指挥。弱者意欲获得支持，强者有统治的野心，权力因联合而变得更加强大，用来压制或是吞并邻近部落分散的力量。由于被征服者可以自由分享胜利的成果，最骁勇的酋长急着安排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加入联盟团体无法抗拒的旗帜之下。最有成就的鞑靼君主取得军事指挥权，凭着功勋和实力得到最高地位的头衔，在同侪的欢呼声中登上宝座。可汗的头衔就亚洲北部的语言来说，表示全部包括在内的帝王尊荣。世袭继承的权利长久以来限于有王国创始者血缘的后裔，现在所有的可汗，从克里米亚到中国的长城，全部都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参阅《鞑靼谱系史》第二卷，在《成吉思汗传》之后附有大汗的列表。在帖木儿统治的时代，他的臣民之一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仍旧拥有“可汗”的称号，表示王室的血统。亚洲的征服者对拥有埃米尔或苏丹的头衔就已心满意足。）

领导好战的臣民进入战场是鞑靼国君无可推卸的责任。无人认为幼儿有继承王座的权利，有些皇亲国戚以年龄或勇武著称，被授予前任国君的刀剑和权杖。部落被课以两种不同的定期税收，分别被用来支付给国君和特定的酋长，以维持他们尊贵的地位。两种税收所奉献的总额是十一税，不论是财产还是战利品。鞑靼的君王享用人民十分之一的财富，由于自己牲口的价值成长速度较快，能够维持宫廷朴素无华的场面以及对有身价或宠爱的追随者给予报酬。这些人有时会拒绝严苛命令所具有的权威性，比起前者，施惠所产生的温和影响力，更能获得下级立即服从的效果。臣民的习性和首领一样喜爱杀戮和掠夺，暴君的偏袒行为可能会激发文明民族的恐惧感，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可以为之找到借口。

但是专制君王的权力在西徐亚的荒原中从来没有得到过认可。可汗的直接管辖权只限定在自己部落的范围内，皇家的特权因古老的部族会议制度而受到制约。鞑靼人的库利尔台，也就是节庆大会，定期在春秋佳日的平原之上举行。统治家族的王侯、各部落的穆萨，带着孔武有力、人数众多的随从，乘坐在马背上参与集会。雄心勃勃的君王在询问大家的意愿以后，就可以校阅武装民众的实力。在西徐亚或鞑靼民族的制度中可以发现封建政体的雏形，但是这些敌对民族之间的宿仇有时会造就实力强大的专制帝国。战胜者脱颖而出，让其他王侯处于从属的地位，收取他们的贡金来充实战争资财。这些由游牧民族组成的强大的专制帝国重视武备而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进而将征服行动扩展到欧洲或亚洲。而一旦征服了那些繁华的地区，北方功成名就的牧人屈从于艺术、法律和城市的同化力量，传入的奢华生活在摧毁民众的自由权利后，腐蚀帝座的基础。（孟德斯鸠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说明阿拉伯人的自由和鞑靼人的奴役两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根本不存在。）

目不识丁的蛮族在经常性的远距离迁移中，无法记录年代久远的历史事件，现代的鞑靼人根本不知道祖先的征战行为。（阿布加齐汗王在他的《鞑靼谱系史》中，提到乌兹别克的鞑靼人悲惨的传说和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统治以前的时代。）我们所了解的西徐亚人历史，是来自他们与文明的南方民族相互间的交往，像是希腊人、波斯人和中国人。希腊人在黑海上航行，沿着海岸建立殖民地，虽然不够深入，还是能够逐渐发现西徐亚人的大致情况。他们从多瑙河和色雷斯的边界，一直迁移到冰冻的梅奥蒂斯海，那里一整年都是冬天，而高加索山则被诗意地描写成地上的终极界线。诗人以人云亦云的态度赞美游牧生活的豪情诗意，（在《伊利亚特》第十三卷，朱庇特将眼光从特洛伊血腥的战场转向色雷斯和西徐亚的平原。改变场景后，我们看不到更安宁平静或更纯洁清白的情景。）认为好战蛮族的数量和实力能轻易地抗拒希斯塔斯皮斯之子大流士的大军（参阅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五卷。当大流士的进军到达位于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荒原，西徐亚人的国王送给他1只鼠、1只蛙、1只鸟和5支箭，这真是富有哲理的寓言。）。他们这种唇亡齿寒之忧倒是有几分道理。

波斯国王向西部征讨，一直到多瑙河的两岸以及欧洲部分的西徐亚边界，帝国的东部行省暴露在亚洲的西徐亚人眼下。平原上野性未驯的居民越过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大河，前进路线直接指向里海。伊朗人和图兰人之间经久不息的交锋，令人难以忘怀，成为历史和传奇的最佳题材。罗斯坦和阿斯芬迪尔是神话人物，也是波斯的民族英雄，保卫自己的国家对抗北方的阿法拉斯亚人，同时也效法蛮族绝不服输的精神，就在这一片地方，力拒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所向无敌的大军。（希腊人在《亚历山大远征史》中提到里海及流入里海的河流，还有位于邻近的部落。要是与实际的位置比较，就知道希腊人是出于虚荣心作祟和无知，才产生这些错误。）

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心目中，西徐亚的真正地理位置是这样的：东边以伊穆斯山或卡夫山为界。亚洲那些难以逾越的绝境和人迹罕至的景色，则为无知所掩盖，或因杜撰的想象之词而使人迷惑不已。但是这些难以抵达的区域，早就安居着一个势力强大、文明发达的民族。（此民族最早位置在中国西北的山西省和陕西省。两个最初的朝代夏朝和商朝时主要的城市还是可移动的营地，稀疏地散布着村落，大部分土地不是耕地而是牧场，按照规定出猎以消灭为害人民的野兽。河北地区（北京所在地）当时还是一片荒原，南方各省都是苗、瑶诸族的天下，到汉朝（206B.C.）才有帝国的形式和规模。）要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可以追溯到40个世纪之前，（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开始时间，从公元前2952年到公元前2132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当前在位的皇帝（译按：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钦定为公元前2637年（译按：黄帝即位之年，经查现有资料，有公元前2673年、公元前2698年及公元前2674年三种说法。原文所谓公元前2637年，不知是否笔误），成为合法的中国纪元起算的年份。原来之所以有很大的差异，是两个最初朝代的长度未确定所致，再加上更早的真实或传说，可以推到黄帝或伏羲。司马迁把所作的《史记》开始时期定为公元前841年；根据孔子的记载，从公元前722年（译按：春秋编年开始，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春秋结束）到公元前480年共发生36次日蚀（其中有31次得到证实）。要是根据这个资料计算，中国的历史时期未超过希腊的奥林匹克时期（译按：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每四年计算一次）。）就是按照确切的有历史学家记载的文字来看，（经历几个混乱和专制的朝代以后，汉朝是恢复儒家学术的时期，保存残留的古代经史和文艺，把各种学说加以发扬光大。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使得书籍的保管更为方便。在公元前97年，司马迁完成中国历史第一部巨著《史记》。修史的工作传承下去，前后共有180位历史学家参与。他们的作品精华还在流传，法国的皇家图书馆收藏有部分书稿。）也仍有近2000年之久。中国的历史详尽地记录了游牧部落的状况和变革，但仍然使用含混的名字称呼他们，像西徐亚人或鞑靼人。这些部落是伟大帝国的臣属与敌人，有时也成为征服者。帝国政策始终保持不变，就是要抗拒北方蛮族，免于他们暴虐惨烈和玉石俱焚的侵略。从多瑙河河口到日本海，西徐亚的疆域横跨经度达110度，对比之下，已超过5000英里。这片广袤旷野的纬度则很难测定，如果从北纬40度接触到中国的长城算起，向北面不断推展达1000英里，直到为西伯利亚的酷寒所阻。在这个极度寒冷的冻原，见不到生气勃勃的鞑靼人营地，只有轻烟从地面或雪堆中飘出，显示通古斯人或称萨莫耶德人的地底住所。由于土地无法充分供应所需的马匹和牛只，他们使用驯鹿和大型犬类，取代驮兽的原有功能。这些地球上最凶狠的征服者，逐渐退化成猥琐而软弱的族群，听到兵刀的声音就颤抖不已。